《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本是1930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写作背景

1930年元旦，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致信毛泽东，信中主张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早在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当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贺信”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清除党内军内的消极情绪。

重点解读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说：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认为在中国的环境里革命的“星星之火”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导读总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